问：古语有之：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路温舒以谓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温舒虽托秦吏尚存以讽宣帝之深文，而吏亦真可畏哉！韩安国，梁之贤士也，而辱于田甲；周勃，汉之大臣也，而侵于狱吏，况其馀乎！由是观之，谓吏之不足畏者非也。穆宗时，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乱法，咸谓公绰必诛犯赃者。公绰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乱法者。盖法者治乱之所系，而吏乱之则民将无所措其手足。此乱之所由起也，诛之可不力哉！今律之禁吏，法非不严，而其奸滋甚，何也？夫舍刀笔之吏以趋功名之会，有如汉之萧何、曹参，唐之孙伏伽、张元素之徒，此希世有之，不可多得，姑欲少革前日之风，使此曹惟三尺之是畏，将何术而可乎？愿备陈之焉。

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良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偫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

臣伏见陛下以常寒久阴，询访阙失，圣心焦劳，形于诏旨。在廷之人各进所言无虑数十人，窃恐其间不无忠义切直之言可以裨圣德而赞国论者。伏望陛下乙夜览观，因其切直，或加奖谕，或与褒擢一二，庶知圣明不讳，亦以示罪己畏天之实诚，于盛德不为小补。昔唐太宗受孙伏伽之谏而赐兰陵公主园，受魏郑公之言而赐佩刀黄金之类，所以三代之后独称贤王，贞观之治比隆三代。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虫霜为害。风雨不时。政道未康。咎徵斯在。朕祗奉明命。抚育黔黎。忧闵之至。实切怀抱。轻徭薄赋。务本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而阴阳不和。气候乖舛。永言罪已。抚心多愧。河北燕赵之际。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豳延以北。或春逢亢旱。秋遇霜淫。或蟊贼成灾。严凝早降。有致饥馑。惭惕无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治书侍御史孙伏伽检校中书舍人辛谞等。分往诸州。驰驿检行。其苗稼不熟之处。使知损耗多少。户口乏粮之家存问。若为支计。必当细勘。速以奏闻。待使人还京。量行赈济。

昔孙伏伽言三事，当时之君嘉其剀切，不次擢用，以属群臣，朕甚慕之。以尔特立无朋，至刚以直。经帷劝讲，屡进嘉猷。擢寘副端，愈殚鲠论。肆予畀以奉常之职，仍摄贰卿。庶陪言语侍从之班，日有献纳论思之益。悉摅所蕴，以副予知。

国安危在于政。政以法。暂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终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权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理国。国之贼。不以智理国。国之福。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污窳。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厉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弗厚。裨贩弗蚩。其故奈何。维以皇道也。自兹以来。任巧智。斥蹇谔。趋势者进。守道者退。谐附者无黜剥之忧。正直者有后时之叹。人趋家竞。风俗沦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贞观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淳薄相反。由理则然。夫巧者知忠孝为立身之阶。仁义为百行之本。托以求进。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焉能尽察哉。贪冒者为能。清贞者为孤。浮沈者为黠。刚正者为愚。位下而骄。家贫而奢。岁月渐渍。不救其弊。何由变浮之淳哉。不务省事。而务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设而滋章。滋章则盗贼多矣。比法令数改。或行未见益。止未知损。譬奕者一棋为善。而复之者愈善。故曰设法不如息事。事息则巧不生。圣人防乱于未然。天下何繇不理哉。永淳时。雍邱令尹元贞坐妇女治道免官。今妇夫女役。常不知怪。调露时。河内尉刘宪父丧。人冇请其员者。有司以为名教不取。今谓为见机。太宗朝。司农以市木橦倍价抵罪。大理孙伏伽言。官木橦贵。故百姓者贱。臣见司农识大体。未闻其过。太宗曰善。今和市颛刻剥。名为和而实夺之。往者学生佐史里正。正每一员阙。拟者十人。今当选者亡匿以免。往选司从容有礼。今如仇敌。贾贩往官将代。储什物俟其至。今交罢执符。纷竞校在亡。往商贾出入万里。今市井至失业。往家藏镪积粟相夸。今匿赀示羸以相尚。往者夷狄（疑阙字）今军屯积年。往者召募。人贾其勇。争以自效。今者差勒。阖宗逃亡相继。往者仓储盈衍。今所在空虚。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穷诈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乱绳已结。急引之则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结者也。举刻吏能引者也。则解者不见其人。愿取奇才卓行者。量能授官。又仕路太广。故弃农商而趋之。一夫耕。一妇蚕。衣食百人。欲储畜有馀。安可得也。夫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称其人。须人不虚其位。除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贾。何为引令入仕。废其本业。臣愚以为国家开仕进之门广矣。皆弃农桑工商而身趋之。当今一夫耕而供数百人食。一妇蚕而供数百人衣。遂使公私皆无储蓄。若不釐革。其弊必甚。

臣闻君犹心也，宰执犹之股肱，台谏犹之耳目。耳司听，目司视，视听不废，运用股肱，无为于中而治者，此心所以为真君也。人君亦何为哉？相与论治道者，台谏也；相与行治道者，宰执也。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天下之事不过利与害。台谏曰是，宰执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过在台谏，不在宰执；若以是为非，则宰执何所逃罪哉！宰执曰利，台谏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过在宰执，不在台谏；若以利为害，则台谏何所逃罪哉！万几至繁，吾之所以用聪明者，特在于审是与非，辨利与害，此以一应万之要也。苟不能致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胸次，则真伪不分，朱紫混淆，劳精疲神于末流，天下之治不可冀矣。盖人非尧舜，不能举事皆善。罔计其善，而悦人赞己，是谓求谄谀而成暗昧。昔诸葛当主幼国新之际，独总朝政，顾何所赖于群下，一旦发教，乃谆谆力求转相违覆，以补废败。太宗贞观之治，庶几成康，一时辅拂亦少贬矣。尝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愿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使宰执能以此待台谏，人君能以此待宰执，天下之治不难图矣。故朝廷之上，事无过举，则台谏何所复言？及其有言，必与朝廷违异；其违异也，乃所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异己为嫌，而事求其当，则天下幸甚。本朝之盛，无踰仁宗，稽考治迹，盖周成王、汉文帝不足进焉。宰臣则前有王曾、李迪，后有韩琦、富弼；执政则有欧阳修、范仲淹之徒。由今视之，其人何如哉！然当时诸臣深达治体，朝廷之上既已务和而不务同，至于台谏有所论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异而诎之，唯是之从，而不嫌议不出己，亦不难于改过从善。当时议宰执以为奉行台谏文书，是不知此乃诸臣深达治道，用心过人者。洎王安石用事以来，专以摧折台谏为事。然当时人才，承累朝养育，而砥砺名节之风不衰。论议风生，以斥逐为荣，未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师法安石，而狠贼过之，议己者置之死地。台臣引用私党，藉为鹰犬，搏击正士。创置官司，冗滥蚕食，而谏省列位，浸缺弗补。恶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亲见之，临御以来，搜求疏远谠直之士布在台谏，虚己听纳，下诏敦谕，是诚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观，陛下盖喜受人言，而未可谓之善用言；盖喜纳人之谏，而未可谓之能从谏。用言从谏云者，必深思而熟计之，当理则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能用，与不受同，实无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从谏者，无如汉高祖、唐太宗。盖高祖智略初无踰人，奋布衣取天下，未尝画一谋，出一计，唯其善用群策，非独张良、陈平为之腹心，外如郦食其、娄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业。太宗胁父杀兄，以就大事，其天资何如哉！唯其乐闻己过，有谏必听。始也孙伏伽之徒，赏之而使言，久之得魏郑公之意于微辞颜色之表，不待力争而强辩。此所以躬平祸乱而坐致太平。人主诚欲听言纳谏，以二君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忧勤庶事，听言纳谏，宜无难者，顾尚有愧于二君，臣知其所由矣。陛下以沉晦为事，而有累于明；以柔逊为事，而有累于断。明与断两未见焉，而大臣承蔡京馀风，不能以韩琦、富弼诸人之心为心，故台谏章疏或阻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阅数月，已有挤陷之事。如余应求、陈公辅者，踪迹外孤，志操凛然。金兵在郊，京师震恐之时，执章乞对，慷慨论事，仰陛下延问开纳，兵退之后，擢为台谏。士大夫方庆言路得人，而应求等亦感激奋励，知无不言，正道少伸，邪人侧目。一旦论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执政因而挤之。是何异蔡京所为哉？覆辙在前而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广视听，将以运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伤害之者矣，陛下将谁与为治乎？臣闻真宗时常诏谕谏官御史，各令举职，仍令中书籍记其言事行与不行，岁终具奏。盖非特稽所言当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赐举行，仍内中创置台谏章疏文籍，随所上录之，听政之暇，雍容观览。不唯有裨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进呈者，特与督责执政，庶几耳目股肱之任不致偏废，而治道可望。至于明断之说，臣备员谏省，赐对之初，已恳恳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圣意。取进止。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心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某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今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某闻自古人君为治，往往锐于初，怠于中，肆于后，此历代之通患也。试以唐论之，所可称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璟之言而定祸乱，继纳韩休、张九龄之说而致太平。及其久也，专信李林甫，蔽塞视听，至谓谏官曰：「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卒使明皇不闻其过，驯致幸蜀之役。宪宗始听李绛、白居易之忠告，继用崔群、裴度之至计，削平僭叛，再兴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镈之欺而不疑，深恶裴潾之谏而加贬，卒至于轻信方士，服饵金丹，不得其终。独太宗则不然，远肃迩安不踰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功德如此，尚何假群臣之进言哉？然而尊魏徵如师友，待魏徵如骨肉，褒崇赐予，殆无虚月。既询昔者之善否，又计后来之得失。呜呼，若太宗者可谓善于求谏矣！徵亦能随时指事，深切著明，不以患失为心，不以逆耳为惧，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终，据旧以鉴新。呜呼，若徵者可谓善于纳忠矣！君为贤君，臣为良臣，其由此也夫！

元嘉二十四年，衡阳文王义季卒。自彭城王义康之贬，义季纵酒，至成疾而终。

万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谢晦废其兄营阳王而弑之，弑之而立文帝。文帝至于问营阳所以死之状，当此之时，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于义康初任之以国柄，卒置之于死地，至使义季亦托酒以死，又何衰也。大抵情之矫者必复，爱之过者必反。兄弟之亲，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权不可也。文帝以权而厚义康，厚之者，杀之也。文帝之矫于此复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遗帝书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切，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耶？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如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耶」？

万里曰：太武之书，非礼书也，嫚书也。文帝即位以来，杀傅亮，杀徐羡之，杀谢晦，杀檀道济，杀裴方明。道济之死，举帻而投诸地，目光如炬，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文帝之举措如此，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杀无辜，不可以害忠良。傥或兼是数者而有之，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古之人主有为之者，商纣、隋炀帝是也。纣之恶自以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书而数之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为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所谓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者也。隋炀帝性疾人谏，曰：「有谏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移书而数之，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此所谓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者也。文帝，南朝之贤主也，任己无失德；在民无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杀无辜，害忠良之罪，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使其在己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此可为文帝贺，亦可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惧哉！

太子竦然曰：「极是，极是」。

崔浩撰《魏国记》，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刊石列于衢路。北人见者谮之，以为暴扬国恶，帝命诛浩及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

万里曰：治古无族法。罚弗及嗣，舜之法也。恶恶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纣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汉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国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笔而获罪，高允争之，以为罪不至死，太武诛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与知也，族人何与知焉？族人不与知也，亲戚何与知焉？既诛浩，复尽诛崔氏，又甚矣。复诛卢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则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纣及身而灭，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弑。万里闻之苏轼曰：「生民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盖历代之虐刑，至太祖而尽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胜威，礼胜法，有佚罚而无滥刑。祖宗相传以为家法，未尝有大诛杀也，而况于族乎？故后之人主虽有不测之威怒，亦顾家法而不敢违。故误国如蔡京，诛止其身，而不及其子，绦不过流岭表而已。蔡氏子孙至今犹富也。国祚久长，实基于此，此自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

上欲伐魏，王玄谟劝之。

万里曰：两国并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时者。当此之时，非有天下之大机，彼国之大衅，其法不可以为兵先，不可以为动始。违之者败，宋文帝、魏太武之时是也。宋无衅，魏伐之，故败在魏。魏无衅，宋伐之，故败在宋。且是役也，刘康祖以为不可，沈庆之以为不可，太子劭、萧思话以为不可，而玄谟首倡兵端。帝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玄谟者轻而喜功，贪而虐下，是何足付哉！一败之馀，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焉。昔臧宫、马武请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举天下之力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玄谟围滑台，魏主引兵救之。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

万里曰：古之战者，必有其具。所谓具者，非兵甲之谓也。尧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战而屈人兵是也。汤武之具以仁义，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汉之具以赏罚，如白起赐死、王恢弃市是也。王玄谟首劝北伐，身为大将，一旦遇敌，未战而先奔，是在军法，顾文帝不察耳。诛玄谟以谢天下，是军法也。宿将有大功如檀道济，帝则杀之。征仇池有战功如裴方明，帝则杀之。至玄谟则置而不问焉，帝之赏罚为有法乎？尧舜之道德，汤武之仁义，非帝所及也。秦汉之赏罚，帝亦无之。以此而战，杜牧所谓浪战者欤？如是而欲取人之国，不为人取，国之幸矣。

魏太子晃监国，颇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爱多不法，太子恶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宠于太子，皆与爱不协，爱告其罪。魏主怒，斩道盛等，太子以忧卒。帝徐知太子无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爱惧诛，弑帝，杀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爱专恣，余患之，谋夺其权。爱怒，弑余。源贺、陆丽立皇孙浚，杀宗爱。

万里曰：自古亡国弑君，未有不自亲信小人。故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宠盛，而太子晃以忧死；宗爱之言行，而魏太武以弑殂。盖太子晃之祸起于亲信己之小人，而疾视君侧之小人；魏太武之祸生于听小人之言，而又悔听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亲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之，但宦官近习中有小人为多耳。所谓小人，初无定人，亦无定貌。以柔佞为正，是为小人。以谗谮为忠，是为小人。遇宠则争，遇利则夺，是为小人。小人之亡国败家，其情状虽千变万化，而大略不出于此。魏太武南侵宋，灭夏，灭南、北燕，灭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于宦官宗爱之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与其一身。既亲宗爱，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断而诛之，使小人反侧不自安而至于此也。始亲其人者，过也。听其言以丧其子，又过也。悔听其言，而不果于诛其人以及其身，又过也。自古小人之祸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诛太子痤，汉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杀戾太子，岂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贤明而弑于宦官李辅国，以宪宗之英武而弑于宦者陈洪志，岂特魏太武而已？莫亲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间之，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近习小人之祸可不惧哉！然则人主欲免小人之祸，何由而可？一曰正心，二曰讲学，三曰近君子，庶几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兴王浚。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宠于上，恚恨而殂。淑妃专总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浚惧为将来之祸，乃曲意事劭，劭更与之善。劭、浚并多过失，数为上所诘责，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琢玉为上形像埋之。陈庆国以其事白上，上大惊，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变服为尼，匿于东宫。上怒甚，欲废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浚，浚驰报劭。劭与腹心队主陈叔儿、齐帅张超之等谋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劭与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閤，拔刃径上合殿。帝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帝。

万里曰：元凶劭之恶，灭天理，斁人伦，其恶极矣，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祸乱之原生于陈叔儿、张超之等小人在侧，而发于巫祝严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为太子也，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侧也。古者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宫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能择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之薰染，使得养成其不义之习，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蛊惑于宫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祸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骏举兵讨劭。四月戊辰，军于新亭，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以散骑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万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谓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谨始。盖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倾耳注目以想见吾君之圣德，以企望吾君之圣治。始乎修德，犹或终之以失德；始乎纳谏，犹或终之以拒谏；始乎遵祖宗之法，犹或终之以变祖宗之法。故晋武帝即位之初焚雉头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锦绣，非不始之以勤俭也。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乱天下，几至亡国，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诛元凶，报君父之雠，亦可称矣。然即位才几日，而淫其叔父义宣之诸女。义宣之诸女，帝之从姊妹也。齐诗谓之鸟兽之行，所谓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郎上疏告之以备边境，告之以行丧礼，告之以俭宫壸，告之以辨毁誉，亦未为犯颜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几而杀之，所谓始乎纳谏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于郡县守令择人久任故也。帝首变文帝之制，以六周为三周，以久任为数易，所谓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无修身齐家之德，其后卒为荒淫暴虐无道之主。臧质侮之而叛，义宣恨之而叛，外则结怨于民，内则短折其寿。其身幸以令终，而其子竟遭废弑，一己失德，两世受祸，盖孝武不谨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惧哉！虽然，人君之谨始不在于即位之后，而在于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贤人君子以辅导其子，养成其德，平居为贤王，然后一旦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是文帝亦有过耳。

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先赐其母李贵人死。

万里曰：伤哉，李贵人也。生子而为太子，幸也，何伤之有焉？虽然，立其子，杀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杀其母，逆天理，悖人伦，莫甚于此。二帝三王未是有也，自汉武帝始也。杀钩弋而立昭帝，其意以为钩弋不死必祸昭帝如吕氏也，不知钩弋死而昭帝夭。后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后魏未必知也，特其残忍无亲，猜防太过，以为君亡而母存，则皆为嗣君子祸也。于是立其子而杀其母者，数世也。有所必杀，必有所不及杀，非卢之遗也，天之数也。至于胡后不及杀，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谓无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杀之。

万里曰：古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汉高帝问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纣之主」，而高帝不以为忤。晋武帝问刘毅曰「朕可方汉何主」，毅曰「陛下桓、灵之主」，而武帝不以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孙伏伽谏数事，皆人所难言者，高祖赏之。此三君所以兴。桀杀龙逢而亡，纣杀比干而亡，隋炀帝杀赵才等四谏臣而亡，明皇杀周子谅而几亡，此杀谏臣之祸也。先儒曰：亡国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于杀谏臣。宋孝武以直言而杀周郎，其罪大矣。内有文帝结民之德，外无敌国问罪之辞，其不亡者幸耳。虽然，古之君子必观时之昏明以为己之语默，古之明君必观臣之语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此君子语默之节也。观其臣危言而不讳，足见在我有从谏之圣；观其臣言逊以避祸，足见在己有拒谏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郎事昏淫之君，立无道之国，而危言以杀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杀忠谏之士，至于陷其身为万世无道之主，皆不足与语古者君臣相与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谑无度。

万里曰：君臣之情虽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严。不通则隔，不严则亵。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于燕使荆轲刺始皇，绕柱而走，殿下之卫卒拱立而不敢救。赵高说二世，谓人主当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见其面，至于望夷宫之弑逆，二世乞为黔首而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祸也。宋闵公靳宋万，为宋万所弑；陈灵公戏夏徵舒，为徵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严之祸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诗》之燕群臣，燕嘉宾，燕朋友故旧，岂可废哉！不如是无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与群臣燕集，未为过也。至于使之沉醉嘲谑，则过矣。君而嘲谑其臣，则君不君；臣而嘲谑其君，则臣不臣。天下之纲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于君臣。至于君臣嘲谑，三纲五常于是尽废矣，此刘宋之所以不永也。

陛下此言。似非圣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误天心。且自古圣王。未尝不纳谏则昌。拒谏则亡。故夏禹拜昌言。汉武延直谏。所以光于史策也。史传备载历代帝王置敢谏之鼓。立司过之史。木铎徇路。以采风谣之词。商旅谤市。以详得失之政。故成汤圣德格于皇天。而称改过不吝。颜回希圣四科之首。而美不二过。则知虽至圣贤。不免有过。所贵能改。不至顺非。若无谏诤。何以知过。故书云汝无面从。又曰从谏如流。昔太宗以圣武削平天下。奄宅万国。而惧臣下不谏。诱之使言。至于李大亮孙伏伽之俦。皆以上疏谏事。并蒙褒奖。魏徵王圭。事大小皆献直言。谏诤切直。用裨圣德。故太宗振英声于万古。王魏流芳名于千载。未闻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洎我太宗。窒谏路以自拥蔽。不闻其过。唯失道之君。恶闻巳过。夏桀殷纣周幽秦王。以拒谏诤饰非。反道败德。直言者谓之诽谤。正谏者谓之妖邪。忠臣结舌。端士养迹。故不知巳过。遂至亡国。向者四君招谏使言。闻过辄改。易覆车之辙。启忠臣之心。则当政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汤周武安得有鸣条牧野之战。戎人汉祖安得有骊山轵道之师。且今补阙拾遗。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昔施之于女主。今黜之于圣时。国史之中。何以示后。微臣切为陛下惜之。夫臣下贡言于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昼度夜思。将有上谏。本欲陈谏十事。至时已除五六。逮于缄封上进。又削其半。其得上达者。十无二三。何哉。启忤意之言。干不测之祸。顾身无利。相时避祸者也。自非圣主知直言有益于已。正谏有裨于时。温言容纳。奖励劝导。忠臣抱义不顾其身。怀忠不避其祸。苟有致君济时之益。不识触忌冒讳之诛。何哉。尽节之臣。竭忠之士。顾食君之禄。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纳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谏如是之难也。所以明主须宥其过。恂恂纳谏。切言者赏之使必进。极谏者褒之使必行。然后圣德明光。大化宣畅。今黜责谏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福也。陛下询于微臣。不敢不陈愚疑。

天圣八年月日，具衔范某，谨斋沐再拜，上书于资政侍郎阁下：某近者伏蒙召问：「曾上封章，言朝廷礼仪事，果有之乎」？某尝辱不次之举，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对曰：「有之」。遽奉严教云：「尔岂忧国之人哉！众或议尔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茍率易不已，无乃为举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对，公曰：「勿为强辞，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则自疑而惊曰：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尤，能不自疑而惊乎！且当公之知，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如此，某何面目于门墙哉！请露肝膂之万一，皆质于前志，非敢左右其说，惟公之采择，庶几某进不为贤人之疑，退不为贤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繇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盖闻昔者圣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于是命百官箴阙，百工献艺，则大臣小臣无非谏也。建善旌，立谏鼓，咨刍荛，采谣咏，斯则何远何近咸可言也。此诚历代令王，惧上有所未闻，下有所未达，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无所蔽也。亦必忧国大臣，惧义有所未从，谏有所未上，复广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万乘之心，有以动也。某又闻，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卫觊曰：「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者，谓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当二千石之位，则不责尚书之政；当尚书之位，则不责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谓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盖言有道之朝，教化纯被，则庶人无所议焉。某登进士第，由幕府历宰字，为九卿之属，似非庶人，敢不议乎？如云远不当谏，则伯夷叩马谏武王，岂近臣哉！太公谓之义士，夫子称其贤人，曾不以远而为过乎。至于颍考叔、曹刿、杜篑、弦高、鲁仲连、梅福之徒，皆远而谋国者也，前史嘉之。况国家以公之清举，置某于近阁同文馆之列。唐文皇于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识前言往行，以咨政教之得失，备廊庙之选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减于前，则某事君于此非远也。又闻，「言未及而言谓之躁」。今国家诏百官转对，使明言圣躬之过失，宰司之阙遗，其不预转对者，俾实封章奏以闻，则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直钓，仲尼诛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强邻，诸葛亮邀主于弊卢，陈汤矫制而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乔杖策于军门，姚崇臂鹰于渭上，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经曰「立身扬名」，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称」，又曰「荣名以为宝」。是则教化之道无先于名，三古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某又闻，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圣人率民以养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无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禄微，然岁受俸禄仅三十万。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则千亩之获，可给三十万。以丰歉相半，则某岁食二千亩之入矣。其二千亩中，播之耨之，穫之歛之，其用天之时、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傥某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则为身之殃，为子孙之患。某今职在校雠，务甚清素，前编后简，海聚云积。其间荒唐诡妄之书，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柰何？某栖迟于斯，绝无补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无庇斯人之德，诚无功而食矣。所可荐于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国家以六合之广，四叶之盛，抚既济之会，防未然之几，兢兢持盈，旰昃不暇。谓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礼有所未格，乐有所未谐，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纲有所未振，兵轻而有所未练，边虚而有所未计，赏罚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诏百官转对，其未预者，并许封章。此吾君尽心以虚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尽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献言之初，或有所赏，于是浮浅侥觊之辈，争为烦言，或采其细而伤其大，或誇其利而隐其害，下冒上之宠而矫其辞，上疑下之躁而轻其说。此政教之大害也。某远观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禄以报功，未有赏其空言者。至于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时，则有举贤之赏。唐文皇赏孙伏伽之谏，以天下始定而权以进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择而必行，不在其诱于必赏。言而无赏，则真有忧天下之心者，不废其进焉。然后下不冒上之宠而直其辞，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说。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尝闻长者之馀论，郁于胸中而莫敢罄发者，耻与浮浅侥觊之徒受上之疑于国门矣。某昨辄言国家冬至上寿之礼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侥觊矣。是故轻一死以重万代之法，请皇帝率亲王、皇族于内中，上皇太后圣寿；请诏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两宫圣寿。实无减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贵高之体。盖一人与亲王、皇族上寿于内，则母子之义亲，君臣之礼异。与百僚上寿于外，则是行君臣之仪，非敦母子之义。在今两宫慈圣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则未见其损。柰何后代必有舅族强炽，窃此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圣朝既不能正之，使后代忠臣何所执议？先王制礼之心，非万世利，则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何泥于古乎？某谓礼乐等数，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岂沿革之可言哉！若谓某不知圣人之权，则孔子何以谓晋文公谲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是讳其权而正其礼也，岂昧于权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茍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效，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傥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傥危言危行，获罪于时，其徒皆结舌而去，则人主蔽其聪，大臣丧其助。而逊言逊行之党，不战而胜，将浸盛于中外，岂国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缙绅之人皆逊其言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恟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极深研几，岂斯言之信哉！昔魏晋之乱，哲人罹忧，至有管宁之徒涉海而遁。某今进危言于君亲，蹈危机于朝廷，不犹愈于涉海之险，而遁于异域者乎？傥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则今而后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辞，求某之志，谓尚可教，则愿不悔前日之举，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诚于当时，垂光于将来，报德之心，宜无穷已。傥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则愿昌言于朝，以绝其进。前奏既已免咎，此书尚可议责。使黜之辱之，不为贤人之累，则某退藏其身，省求其过。不敢以一朝之责，而忘平生之知，报德之心，亦无穷已。恭惟资政侍郎，羽翼旧贤，股肱近辅，赫赫之猷，天下所望。愿论道之馀，一赐鉴虑。与其进，则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进矣；与其退，则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决天下进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严，不任战惧之至。不宣。某再拜（《范文正公集》卷八。又见《儒林公议》上，《圣宋文选》卷六。）。

义：宋本作「议」。

臣伏读《诗》《书》，见周成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于再三。群臣进戒，亦皆至诚恳恻，无所讳避。然考其时，犹在除丧朝庙之后。及康王嗣立，自乙丑至癸酉才九日，而君臣更相训告，如恐不及。夫《诗》《书》所载，固非空言。而康王累然在丧服之中，上下相饬如此其急，岂非天位至重，守之至难，祗畏恐惧，尤在其始，故虽宅忧之际，虚心纳善，亦不敢以已乎？恭惟皇帝陛下聪明恭俭，天质夙成；孝友慈仁，形于言动。自出居邸第，虽未能有所施为，而天下称颂，以为贤王。及践祚数日，张弛废置，出于独断者，莫不曲尽物情，大慰民望，则又天下欢呼，以为英主。此诚宗庙社稷之福，夷夏生灵之庆也。然臣以谓，四海之远，非一人视听之所能周；万几之众，非一人思虑之所能给。必须合天下之目为之视，合天下之耳为之听，合天下之心为之思虑。如是，则陛下不视而明，不听而聪，无思无为，而天下治矣。夫为此者非他，在开言路而已。言路开，则上无不闻之事，下无不达之情。以之振举敝坏，蠲除疾苦，考覈能否，判别忠邪，唯陛下之所欲为，无施而不可也。昔者，以舜继尧，所守一道，然犹明四目，达四聪；及禹继舜，亦拜昌言。在汉宣帝，始亲政事，则诏民上书，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厚赐勉之，以诱言者。至于本朝，可谓平治，而祖宗以来，数诏百官，使以次对。神考举而行之，于熙宁之初，以兴起事功，为后世法。臣愿陛下远观舜禹成康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转对之制，下不讳之令，明诏百官，下及民庶，使得极言时政，无有所隐。然后陛下择其所善者而行之，且报之以赏。大则加以爵秩，小则予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为罪。庶以鼓动天下敢言之气，纾发郁堙壅塞之情。当今先务，莫大于此，愿陛下亟行之。

臣闻理乱之始。各有萌象。二者无门。在君上启之而巳。所谓萌象。岂有他哉。容直言。广视听。躬勤庶务。委信大臣。使左右近习者不敢蔽疏远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万无一焉。大臣不亲。直言不进。抵忌讳者杀。犯左右者刑。与一二近习者决事于深宫之中。偫臣莫得参筹画。此乱之萌也。此而不乱。亦万无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见之时。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讳。献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进之。则天下之君子望风而悦曰。彼之狂而犹容于上。上之人其欲来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竦利而喜曰。彼之直可以得幸于上。吾将直言以徼利可也。由是天下之贤不肖。各以所忠贡言于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远必达。合天下之智。理万物之心。人人乐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亲慈母也。虽欲诱之为乱。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广视听而不理者。万无一焉。及夫进计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则天下之君子自谋于心曰。与其言且不用而身为戮。吾宁危行言逊。以保其终乎。其小人择利而喜曰。君之所恶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将苟顺是非以事之可也。由是进见者草而不内。言事者寝而不闻。若此则十步之事。不得见也。朝廷之情。不得闻也。而况于天下之大。四方之远乎。故曰聋瞽之君。非无耳目也。盖左右前后者屏蔽之不使视听尔。此而不乱。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时。天下之人。莫有谏者。唯孙伏伽尝以小事特谏于上。文皇帝大悦。厚赐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惧乎言不直。谏不极。不能激文皇帝之盛意。曾不以触龙鳞犯忌讳为不可矣。于是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偫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且夫乐全安而恶戮辱。古今之情一也。岂独贞观之人。轻犯忌讳。而不恶戮辱哉。盖文皇激而进之之功也。喜顺从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岂独文皇甘逆耳而怒从心哉。盖以顺从之利轻。而危亡之祸大。无穷之业重。而奉己之事微。思为子孙垂不朽建永安之计也。为后嗣者。其可顺一朝之意。而轻用文皇之天下乎。累圣传序。于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况陛下以上圣之资。绍复前统。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党散。悬惠琳之首。而悖乱之气消。发承光之诈。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一作陵）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馀涤瑕缓死。薄赋恤人。赐帛耆年。旌闾孝悌。修废学。建义仓。莫不曲被殊私。覃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尧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见者数十。岂臣庸劣一二而能明。然而臣窃复孜孜咄咄有所未决者。独以陛下即位巳来。既周岁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献一计进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赏者。左右前后。拾遗补阙。亦未有奏一封执一谏。受陛下激而进之之劝者。设谏鼓。置匦函。曾未闻雪一冤决一事。明陛下无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备位谏列。名为供奉官。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又况于疏远之臣庶。虽有特达不偫之智。思欲自效。其路何阶。遂使凡今之人。以谏鼓匦函为虚器。谓拾遗补阙为冗员。臣窃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宏深。励精求理。岂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盖偫下因循不能有所发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备召见承顾问者。独一二执政而巳。每一对扬。不及俄顷之间。议天下之事。臣窃料之。恭承圣问仰谢宠光之不暇。又安暇陈理乱议教化哉。其馀琐琐有司。或时一召见。言薄书之出入。计钱榖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齿间。臣窃惟陛下以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贞观致理之后。当贞观致理之后。以房杜王魏匡辅之智。而犹上封进计者荐至。献可替否者日闻。今陛下当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进计者。终岁无一人。岂非偫下因循窃位之罪乎。若臣稹者。禀性驽钝。昧然无识。然以当陛下临御之始。首陛下策贤之科。擢授谏司。恩迈常品。若复默默与在位者处。则臣莫大之罪。亦迈于常品矣。辄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于后。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封宗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诸女以遂人伦。五曰无时召宰相以讲庶政。六曰序次对百辟以广聪明。七曰复正衙奏事以示躬亲。八曰许方幅纠弹以慑奸佞。九曰禁非时贡献以绝诛求。十曰省出入畋游以防衔蹶。凡此十者。设使言之而是。是而见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见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愿也。无任恳悃奋激效节爱时之至。谨诣东上阖门奏表并事件以闻。臣稹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

建炎三年反正之始，枢密使张浚荐公可大用，申命前除。公辞，因致书宰相吕颐浩曰：「伏读四月八日赦书，首称遵用嘉祐条法，远方倾耳拭目，固以仁宗皇帝盛德大业跂望主上，而以魏国忠献辅佐勋绩，期于相公也。夫嘉祐政事，其大要本于爱民，始于审谋，成于果断。置宽恤司，诏均田税，募耕唐邓废田，收诸坊监及牧马馀田赋贫民，籍户绝田租，置广惠仓，出百万缗，赐诸路常平为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税。罢提点刑狱，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于其任。凡此数端，事方经始，必博采众谋，详究利害，立为条约，委曲周尽，故议成而举朝不异，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见。至于军政修明，戎行辑睦，六军耸听而骄惰革，边方震慑而暴横消，则其政事本于爱民，审谋能断之明验也。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国，而官吏不知恤民以养兵，是欲稼之长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则与嘉祐本于爱民之意异矣。至于众谋纷纭而国论未定，命令交错而民听未孚，法制数更而下不知所守，其与嘉祐审谋能断亦异矣。夫审谋而不断，罔克有成，断果而不藏，必贻后悔。惟相公深究嘉祐政事本末，专务爱民。凡新旧法度与增添创置一切扰民之事，置司讨论，参稽众谋，穷极利病而后罢行，则政事可立，民心可安，军旅可强，雠耻可雪，宗社可宁矣」。朝廷遣使诣公所居，诏州郡以礼敦遣。寅时修起居注，上赐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谕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延伫」。公以建康东南都会，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踰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兴元年十二月，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公辞，因致书参政秦桧曰：「《春秋》大略贵前定，是故拨乱兴衰者，其君臣合谋，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管仲相齐，狐偃辅晋，乐毅复燕，子房兴汉，孔明立蜀，王朴佐周，莫非策画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建炎改元，圣主忧勤愿治于上，大臣因循习乱于下，国制抢攘，漫无定论，玩岁愒日，寖失事几。于今五年，已极纷扰。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变者也。至于极而不变，则危者遂倾，乱者遂亡。考今民情，尚未溃散，犹可更张，虽事几已失，无半古必倍之功，而危可复存，乱可复治，无倾亡之患必矣。宜及时建白前定之计，振颓纲，修弊法，变薄俗，苏穷民，庶几观听有孚，以启中兴之兆。《春秋》序正官名而纲纪重事责归宰相，盖位隆则所任者大。上则启沃人主，经理朝纲，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兴利除害，阜安兆民。仰而深思，夜以继日，犹恐有不得者，而暇省文书接词诉乎？顷者，遵用元祐大臣奏议，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一，而事不分决于六部，是循名而不得实，并与不并，无以异也。宜及时建白，令列曹尚书各得专达，各辟其属，久于其任，责以事功，而宰执不复亲细务，庶几奸蠹消除，渐可为矣。《春秋》以好生恶杀为心，犹于叛逆之党必诛而不赦，以用兵侵伐为戒，独于救患解纷，惟恐次止迁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见圣人之情矣。盖乱常毁则赦而不诛，则天理必灭，贼虐无辜，视而不救，则人道必沦。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讨，大眚俱肆，《春秋》讥之。苻秦之世，凡叛逆者必加原宥，终复失邦，措身无所。比岁盗贼毒遍诸方，皆奸恶之徒乘隙肆暴，非迫饥寒，官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而谋国者尽用招安，不吝浓赏，遂使军民倾心健羡，远近纵横，莫之能止。宜及时建白，乘破李成、马进之锋，尽扫三楚绿林之聚，诛魁首，散胁从，庶几遗种馀民复得解衣而寝矣。《春秋》贵守土疆，耻于丧地，戒于失险。昔尚父周公以盛德大勋受封齐鲁，而俭于百里，虽列壤南面，而大夫必命于王朝。方伯虽得专伐，而遣将出师必请王命。昨建分镇，举河南、汝、孟帝都之地合为一镇，轻以授人。若此类可疑一也。废置僚属，事无待报，二也。足食足兵，专征阃外，三也。舍建康，栖东越，而以湖北为分镇，四也。诏令已行，诚难反汗，然有应机，无害于信者。宜申述前诏，得专征者谓攘外寇讨乱臣，如李成、马进之比，则当不拘常制，或无故举兵，自相吞噬，必以擅兴坐之。又别降指挥，以湖北一路与诸镇事体不同，当仍旧制，亦无失信之嫌。宜及时建白，保固形势，倚为基本，庶几有恢复之期矣。《春秋》大一统，遵王命，恶臣下分权，讳贱人犯上，历纪王正而不私朔，使举上客而不称介副，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册，所以严分正名也。比者虽命江表三省复归行阙，百司庶务决自天台，而宣抚重臣久居外服，诸方守将并假便宜。夫以便宜从事，本为出师，临机奏报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诸路后来并不遵禀，或以察访为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赋，编营师臣，执杀郡守；或以节制为名，而擅兵外境，专斩命官，直转资秩，移易守将。或未被受指挥，先次便宜行事，或擅罢堂除监郡，自辟别路正官。凌蔑朝廷，于斯为甚。宜及时建白，收敛权柄，以弭分裂之形，严分正名，以遏侵凌之势，而后大经可正，民志可定矣。《春秋》恶以邪人塞言路，慎于遣使而重于用民力。台谏者朝廷纲纪所凭也，监司者外台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条均赋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弹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纲沦而不扶，九法斁而不救，则朝廷纪纲无所凭矣。漕臣理财赋而公私匮竭，宪臣理刑狱而盗贼公行，上下相蒙，莫知纠察，则外台耳目无所寄矣。惠泽壅而不宣，教条废而不守，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则田里无以安其生矣。宜及时建白，精选监司，刺举郡守，精选郡守，刺举县令；明诏台谏官，使论奏大事无入小言，则纲纪可肃，视听可用，赋敛可平，民力可裕矣。《春秋》戒失兵权而严于军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以赏功罚罪为先。昨者屡降诏书，专理军旅于行事，窃有所疑。伪楚篡逆之臣也，许录其亲属；金人不释怨之雠也，而遣使请和，其于三纲有未正也。河南江北，群盗啸聚，焚烧仓库，靡有孑遗，波汉之阳，外薄五岭，急征横敛，不务劝农，其于民事有未急也。误朝迷国之人，与尽忠死节之士，恤终赠典，略无差等，是赏未足以劝忠也。或擅兴专杀，或罔上奏功，罪状明白，典宪不申，是罚未足以惩恶也。然则，何谓理戎旅乎？本则不正，治于末流，虽力扼虎，气盖世，必无成功。而谓安定天下在于长枪大剑，此杨邠、史洪肇所以丧身及其国也，可不戒乎？宜及时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悦而诚服，则盗贼可弭，边土可拓矣。《春秋》尊严庙制，而谨于祀礼，故古者师行必载庙主，寓戎田猎，以乾豆为先，战而必胜，其有以乎？顷者南狩，神主豫选洪、虔，馆御荐享未肃，奉常有请，顾谓迁移穷僻，为已试之效，至乞更择五岭之西，迎奉前去者。时方涣散，格庙为本，奉先既隆，人心自属，而献议若此，如礼乐何？宜及时建白，尊崇礼祀，严致孝享，则人知所从来，而天下服矣。《春秋》不与公族大夫专政用事，而以亲贤为急。圣主屡诏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优加宠奖，诚以昨者皇族北徙，枝叶已疏，必施茂恩以滋根干。宜及时建白，上稽帝尧明峻德、睦九族之义，中循周汉急亲贤之隆，下扫六朝孤立之弊，则王室益强，国势磐固矣。自崇宁以来，邪说盛行，公论废格，献言者以乱制为能，不期于定制；从政者以扰民为事，不务于安民；用人者以办事为才，不求于晓事；望治者以速成为策，不冀于美成。取快目前，积成后患，至于纲纪大坏，宗庙丘墟，皆此曹所致也。积习成风，至今未殄。夫欲拨乱世反之正者，必变衰乱之俗，欲变其俗者必去衰乱之臣。今衰乱之臣死亡无几矣，然犹内历华途，外典方面，间有废黜，寻复宠升，毁誉不核其真，赏罚不当功罪，使圣上忧勤愿治未有见效者，亦皆此曹所致也。天下有公，是非出于人心不可易者。今国步艰危，民情摇动，宜乘势更改，转败为功。不然，大势益倾，不可复振矣」。朝廷不许公辞，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时政论》先献之。《定计论》曰：「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有举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张四维，师帅不遣上卿，伐国不动大众，教民怀生，示信讨贰，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取关中，据河内，大封同姓，以惩孤立，减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将帅，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计也。斩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远佞人，赏孙伏伽，礼王、魏以开言路，宣示好恶，使民向方，薄赋轻徭，选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计也。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况立国而不定乎？夫难平者事也，易失者时也，舍今不图，后悔何及？人主广览兼听，不可自专，宰相择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赐咨询，佥定国论，谋所以前定者」。《建都论》曰：「立国者必建都，必据形势，握轻重之权，必居要津，观方来之会，如北辰在天，安于其所不可动也。陛下驻跸金陵，本以旧邸，号称建康，降诏为受命之符，传播天下，则可都者一也。自刘先主、吴孙氏、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吴楚，皆称建康王者之宅，则可都者二也。北据大江，外阻长淮，隔绝奔冲，难于超越，则可都者三也。有三吴为东门，有荆蜀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为南府，则可都者四也。诸路朝觐，郡县贡输，水陆舟车道里适等，则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辟境于南，而都南者必略地于北。昨者銮舆时迈，狩于吴越，则王道所谓望实俱丧，而晋不果迁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则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国势一统，不可数分，国都一定，不可数动，与北人居穹庐，逐水草，无城郭宫室市朝者异矣。今宜还都建康，环诸路而中持衡，则人心不摇，而大事可定也」。《设险论》曰：「按《春秋》书晋师伐虢，灭下阳。下阳者，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举，则虢已亡矣。圣人特书，以示后世设险守邦之法，故魏人都许，不恃方城而守襄阳；蜀人都益，不恃剑门而守汉中；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据汉沔，西通巴蜀，东连吴会，真用武之国。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谷邓，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后逮汉衰，刘表收之，坐谈西北；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公用之，威振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其为江东屏蔽，犹虞虢之有下阳也。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为分镇，失险甚矣。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在荆峡，故刘表时军资寓江陵，先主时重兵屯油口，关公、孙权则并力争南郡，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晋大司马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此皆荆峡封境也。今割以与人，使跨长江，临吴会，犹居高屋建瓴水也，独无虞虢下阳之虑乎？臣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然后地形险固，北可出秦甲，西可下蜀货，血气周流，首尾相应矣」。又曰：「昔人谓大江天所以限南北，而陆抗乃曰『此守国末务，非智者所先』，何也？杜预尝袭乐乡矣，胡奋尝入夏口矣，贺若弼尝济广陵矣，曹彬尝渡采石矣，则其险信未足恃也。虽未足恃，然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须，拓跋困于瓜洲，苻坚困于淝水，皆不得渡，则其险亦未可弃也。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才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尔。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邾城，今黄冈是也。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今强敌侵河朔，叛臣扰山东、淮北，京畿诸镇处危疑之地，大江设险，未可轻弃，若委任得人，则不特可保江左而已」。《制国论》曰：「凡制国者必周知山川形势，土地所宜，然后可与谋。荆州在江汉沮漳之间，水陆沃衍，乃足食足兵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北为分镇，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财得自理，官得自命，即与战国诸侯无异，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宜有更张，独仍旧制，通荆湖宪漕二司治盗理财，而以襄阳隶湖北，岳阳隶湖南，鄂渚隶江西，则地理连属，形利势便矣」。又曰：「变更旧制，不稽今古，则事不可行。近岁荆湖变更旧制多矣，于国家形势初无所益，徒困两路之民耳。今既复南北两路，宜罢荆峡分镇，仍旧制帅司于荆南，一便也。公安军宜仍旧废为属邑，二便也。靖州置在崇宁元年，自鼎、澧应副，岁费二十七万。今此二州既皆残毁，宜仍旧废为渠阳砦，三便也。武冈军置在崇宁四年，自邵、衡、永应副，费亦不赀。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旧废为武冈县，四便也。四者仍旧，创添窠阙，悉从除削，省并官吏，裁损文书。有所谓刀弩手、博易务、营田司事，皆欺罔驱民为盗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马茶盐法施行，以戒误国害民之贼，然后国制定民心安矣」。又曰：「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之南，则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则以制湖南与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复中原，则当自南而制北。置于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于湖南者治长沙，而分兵屯岳；置于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则东南之势全，恢复之基立矣。今安抚大使古州伯也，形势必相属而后能相援，有无必相资而后能相成。五岭之外，财赋盛于东南，兵马出于西北，宜置大帅一员，兼统二广以殿南服。荆湖残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帅必兼领夔府。盖峡中有盐、米、耕牛而无旷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无馀田。若弛瞿塘之禁，懋迁有无，商旅自西而入，物货沿江而下，不越数年，荆州富盛，形势可成矣」。《恤民论》曰：「保国必先恤民，而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择令，三曰轻赋，四曰革弊，五曰省官。近岁除外暴者主通和，竟为敌国所误，不敢用兵，而其流毒遍中国自若也。除内暴者用招安，竟为盗贼所误，不敢用兵，而盗贼毒遍天下自若也。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其与成汤为童子报雠，不亦异乎？今刘忠残党蹂数郡，曹成反复劫帅臣，理无可赦。宜早加殄灭，肃清江湖，然后精择县令，一意抚绥，则民心安，邦本固矣。近岁此官冗滥已极，宜以五说稍革其弊，籍中外尝为台省寺监官，依仿汉制，分宰百里，俟有殊绩，即不次擢用。又增重事权，优假其礼，许借服色，厚给廪饩。凡军马驻本县者，并听节制；其经由者悉从阶级，以免将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尊。则又据今县分户口赋入多寡轻重分为三等，上县朝廷选差，中县吏部注拟，下县帅臣监司通共奏辟，不得侵互，立为定格。仍用宋元嘉法，以六期为断，革去三年为任、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使吏无苟免，民心有系。凡三等县皆以四条：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事效，已就绪者就行旌赏，未有伦者严加程督。如此则民心安，邦本固矣。焚林而田，非不得兽，而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而明年无鱼。以近事验之，京东、西路岁入凡一千万，其馀山泽之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李彦等取为西城之租，穷竭民力。其时若有言罢此掊尅，然后国用足，则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四路所入，不归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岁入凡五百万，其外岂无遗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三折，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则有曲引、盐引、茶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其时若有言罢此诸色，然后国用足，亦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所入，不归王府三年矣。乃知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信不诬也。今封境日蹙，赋敛日重，百姓日贫，田莱日荒，更临之以贪吏，困之以弊法，是为敌国驱民也。愿诏大臣，速讲轻赋恤民之事，为生财足用之源，以京东西、湖南北为至戒，则民心安，邦本固矣。凡为国以利不以义者，皆自小人始，为其所见者小，不知大体，法所以弊也。祖宗时以义为利，四海无困穷之苦，天禄永安，所利大矣。姑以盐法论之，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行于北者与编户共其利，行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大计所资，均及中外，所谓以义为利也。崇宁首变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则解池是也。利在编户者皆入于官府，则河朔是也。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则六路是也。诸路空乏，乃复百种诛求，尤不能给，民穷为盗，遂失岁入常赋以数千万计，则盐法实致之耳。陛下宜鉴前失，有所改更，久而未也，天下望焉。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变法以来，既尽归之朝廷，则本路诸色支费皆出横敛，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道州一郡言之，岁认上供钱二万缗，往时本州岁卖盐息常倍此数，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今上供钱仍旧，而盐息不复有矣，乃至以曲引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来阳一邑言之，有未变法前官所自运盐，有既变法后客所拘纳盐，封桩日久，既缘军期支用，而盐司必欲追索，朝旨亦令拨还，不知何自而出，岂得不取于民？此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县观之，则他处可知矣。今榷货所入，岁以千万计，其利至厚，谓宜遍下诸路，一一检会，凡若此类，悉蠲除之，以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榷酤之弊亦极矣，略以道州言之。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于税户，其害为如何？此民所以益困也。又以邵阳言之，酒课岁约二万馀缗，而折税为糯者凡六千斛，糯贵于粳价几一倍，其他固未论，此民所以益困也。近者尝下诸路会计，而州县利此为造弊之端，不以实闻。固当断以必行，令凡系官监酒务，许百姓买扑，入纳净利，与转运司及本州支用。收官务年费米麦等，专以赡军，兼济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如此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自崇宁以来，中外创添员局，重以滥赏，不胜其冗，蠹国生乱，至今未革，而又加甚。兵官旧系两员者，添差至于七员八员而未止也；监当旧系一员者，添差至于四员五员而未止也。其馀荒残州县，未有百姓，先置官司，凡是旧员一一填足，又多不应差注之人，其为民害，不异寇贼。考于《春秋》，以民为重，而大夫次之；考于《孟子》，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故养民者陛下之职也。愿亟行并省，以建武为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閒散，稍捐廪禄养之，亦无失职之叹，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立政论》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职，而后政可立。选择忠贤以为辅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职也。荐进人才，布列中外，赏罚不私者，宰相职也。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任房、杜为相矣，又敕尚书庶务并属左右丞，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随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无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频有选任，可谓得人主之职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窃恐所以责任异于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也。夫坐政事堂，受词决讼，弊精神于簿书，而进退人才，赏功罚罪，有未察焉，则失其职矣，政何由立乎？陛下以庶务决之六曹官长，皆得专达，并如元祐大臣所请，自非大事，不复资白，则中书之务简矣。然后专责宰相，以慎简六曹长贰、诸路帅守部使者，及上县令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建，未之闻也」。又曰：「三纲军国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纲正则基于治而兴，三纲沦则习于乱而亡。春秋宋华督有不赦之恶，齐、鲁、陈、郑同会以成其恶，受赂而归，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子突亹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之乱。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昧于坚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春秋》备书于策，以明三纲之重，为后世鉴，深切著明矣。昨者张邦昌挟女真，僭名号，援契丹立晋为例，分遣使人布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何异？陛下特施宽典，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及敌骑南骛，乘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事穷计迫，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自解其误国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训诱乱臣贼子，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又何诛焉』者也？于是不踰旬月，苗傅、刘正彦有今将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洗，无所忌惮。故比日群盗所在焚劫，或有官吏乐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愿特降指挥，昨在围城有职当守禦、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为表章、上诋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有于苗、刘肆逆并建节旄、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及乞用邦昌、傅、正彦之党者，审其轻重，不过数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说，则三纲不至沦胥，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覈实论》曰：「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而功罪是非，以毁誉为本者也，必要其真伪而后赏罚当。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业，应举行政事，并欲上遵嘉祐。臣尝考其大要，特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必自大臣与台谏始。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故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寇准虽以忠正远贬而终得辨明，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欧阳脩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而皆终闻政事。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而直道行也。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昨者黄潜善、汪伯彦、范宗尹辈广引奸邪，颠倒是非，变乱名实。谏官郑瑴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验于奏议则无据，按于施为则无迹，特以撰造文致倾陷大臣，当时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劝之，是欲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言官马伸击潜善、伯彦措置乖方，凡举一事必立一證，皆天下所共知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当时乃罢黜之，又置诸危地残贼之。是恶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邪说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瑴虽已死，恤典隆厚，伸虽有诏命，不闻来期。按《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惩恶也；奖忠良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也。陛下必欲继仁宗之政，则按是非，明赏罚，使天下知所惩劝，亦何远之有」？《尚志论》曰：「帝王应时而造，必先立志。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则无本矣，焉能有成？靖康臣僚不知责难，劝渊圣笃于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结盟，此齐国佐、宋华元请合馀烬，背城借一，誓死力争，有以国毙而不肯从者也。当时国势何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宰相徐处仁遽进谀说，以为金兵出境，社稷再安，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俱荣，抑何志之卑陋也！故庙堂聚讼，颠沛末流，未及期年，坐以失国。夫志则不立，急于事为，虽有远猷宏议，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自初发愤，欲殄寇雠，当时亲信左右莫能辅道，乃至因循，坐消岁月，国日益削，六载于今。然上天所以启悟圣情，日跻盛德，陛下所以深惩既往，刻厉将来者，可谓卓然有立于万物之表矣。愿坚持此志，无复变迁，仍饬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义，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必志于得四海之欢心，以格宗庙，必志于致九州之美味，以养父兄。然后文武百僚、六军万姓，丕应徯志，而陛下孝弟之责塞矣」。《正心论》曰：「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习于不正，危与乱所由致也。然心有所愤怒而弗能忍，则不得其正；有所贪欲而弗能窒，则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断，则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则不得其正。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陛下日亲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将畜德，又经变故，备尝险阻。外患益深，必无邪念，至诚所发，通贯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者矣。愿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讨论，以克厥宅心，表正于上，则内外远近将各归于正，奚乱之不息乎」？《养气论》曰：「凡用兵胜负系军旅之强弱，军旅强弱系将帅之勇怯，将帅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将将者也。以真养气，自反而缩，则孟子所谓约，而狐偃所谓壮也，壮则强。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所谓馁，而狐偃所谓老也，老则弱。纣师如林，武王数其不事宗庙，贼虐谏辅之罪，则商曲而周直，故周胜。项羽威震天下，汉祖数其弑义帝之十罪，则楚曲而汉直，故汉胜。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胜之先几也。金人称兵，曲亦甚矣。陛下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帅入践宸极。比年以来，克勤听政，追赏直士，登用谠言，令问四达，可谓直矣。以直对曲，胜负已分，中国士气宜不待鼓而自强。然敌兵每动，四方震慑奔走，莫与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胜之几，未有以明之也。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败不振之气，更在陛下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有曲失可得指议，则守为刚气，可塞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将帅必听命而不敢骄，军旅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对敌接刃，而百胜之算已坐决于九重矣」。《宏度论》曰：「人主以天下为度者也，明当并日月，不可私照临，德当配天地，不可私覆载。所好当遵王道，不可以私劳行赏；所恶当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其喜怒则当发必中节，和气絪缊，而万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备矣。然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克己然后可以治怒，顺理然后可以忘怒。《书》曰：『必有忍，乃其有济』。此治怒不迁之法也。忍者，隐忍不发之称。迁者，自此迁彼之谓。能隐忍而不迁，则事必济矣。汉高帝忍于有故怨者而封雍齿，忍于数窘辱者而赦季布，忍于比己为桀纣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免己于厄，可谓有再生之恩矣，及即位乃斩以徇，其不赏私劳如此，故能成帝业于五载之近。陛下圣度虚明，天心广大，固当不以私喜亲近谀佞，亦当不以私怒疏远正直。中外百执其有迷国误朝罪恶昭著、众所指目不可掩者，虽有私劳，愿陛下与众弃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其有抱忠守正犯颜逆耳、公论所归不可蔽者，虽遭谗谤，愿陛下与士共之，不使退而穷处，以失天下之心也。如此赏而必当，是谓天命；罚而必当，是谓天讨。施之一人，而千万人悦以畏矣」。《宽隐论》曰：「自昔创业兴衰与增光洪业之君，待遇臣下，恩礼虽一，而崇高严恪，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骄悍难使之气；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厉其廉靖无求之节，乃能驾驭人才，表正风俗。故汉高祖之威行于暴秦强楚，而不行于四皓；世宗之威行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陇蜀之主，而不行于严光、周党。惟公孙述能行其威于李业等，然不能行于吴汉。是何也？威有所当加，势有所可屈。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屈于所可屈以忘势则昌。反是道者难乎免于乱亡之祸矣。陛下屡下诏书，详延遗逸，而群臣有不能钦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实，即肆谗谤，以为违于君命召不俟驾之义，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虽陛下宽容，不从其说，而侍从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动圣听，奋扬天威，殄歼强敌，顾请施于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夫召而不至者，其心岂乐贫贱而恶富贵哉，其必有以也。若听其所守，下全隐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两得之矣。四月八日所下赦书，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谨按康定间尝以词馆招张俞矣，辞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后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辞而不受，至于八九。皆从其欲，又优奖之，以励风俗，未尝加以雷霆之威，而纪纲不缘此而不立，命令不缘此而不行，威加于西则臣服元昊，威加于北则削平王则，威加于南则扫荡智高。柔巽屈于隐士而德愈隆，刚克伸于四裔而威愈震，可谓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望特降诏书，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从其欲，不强制之。独以威刑外施暴威之戎，内扫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矣」。其言反覆甚详，此其大略也。论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复除给事中。

敕。中散大夫使持节亳州诸军事守亳州刺史充本州团练镇遏使云骑尉赐紫金鱼袋李暨等。昔贞观末。遣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各以六条巡察郡县。以能进者止二十人。获死者七人。流窜黜免。仅千百辈。以太宗皇帝上圣忧勤之切。百执事奉法公谨之心。守臣为奸如此之众。况今黜陟久废。仕进多门。缅思疲人。每渴良吏。牧守之念。予常轸怀。暨实文士。出典兵郡。不薄为吏。爱我百姓。盗贼奸究。寝而不作。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中庸再分符竹。闻立善政。凡为理者。皆高仰之。今用已效之才。各委共理之任。簿书刀笔。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较然。尔欲何取。庆乃身带两绶。兵分禁营。得佩牛刀。立于交戟。或有乡里之誉。克肖友悌之风。百里长人。在王畿内。各思答效。无忝宠荣。可依前件。

臣闻古者天子听政，命百官箴王阙，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然后事行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资，亲定大业，然犹克己从谏，以致太平。贞观初，孙伏伽始谏，太宗悦而赏之。有言赏太厚者，答曰：「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特赏之尔」。他日尝怒苑西监，而皇太子骤谏，太宗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而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继之。儿在膝前，见吾悦谏熟矣」。故太宗始以纳谏致治，而又以悦谏教其子孙，宜乎功烈甚高而鲜及也。然至其裔孙德宗，恶谏诤之臣，以为卖直取名。当时北省闭闼累月，南台唯一御史，不闻过失，终致乱亡。由是观之，好谏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务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自亲庶政，盛德日新；皇帝陛下临朝恭默，未有过事。然而天下至大，万务至广，方始初清明之际，正是求贤纳谏之时。况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之官，其员数甚备。伏乞申敕辅弼，选忠厚骨鲠之人，正直敢言之士，遍置左右，使掌谏诤，无空要职，益广言路。又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废国家治乱之大计，察官司簿领之细过。况唐制湮没已久，别无分明稽据。臣在枢府日，常见先皇颇已厌其烦碎，特因近臣献言，聊试其法耳。伏乞尽罢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朝政之疵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已行而惮改。所言无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终不以言罪人。若缄默巽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罚。如此，则左右前后不能壅蔽，嘉言罔伏，庶绩咸熙，天下幸甚。

臣比者入对内庭，以衰病乞归田里，蒙赐之坐，问臣以「何如唐太宗」。臣对曰：陛下圣德，高出百王，宫中止闻孝俭；太宗闺门之内尚多惭德，岂敢望陛下万分之一？徒以其聪明，知前代帝王之高致在于从谏，降意屈志，以来言者，从而赏之，以收美名，以起至治。史官谓功德兼隆，得此道也。是故魏徵谏发兵，则以五百缣赏之；孙伏伽谏死刑，则以兰陵公主园赏之；李大亮谏求鹰，则以汉稽胡瓶赏之；高冯言得失，则以钟乳赏之。今谏官有意为陛下开辟公道，无所阿私，诚可与唐臣并驾，愿下有司，亟议褒赏，使万世之下赞陛下之功德，巍巍在太宗之上，岂不美哉！

臣闻情生于爱，爱生于见，见生于目之所遇与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顺于己则喜，喜则赏之。赏之者，非懋其功也，赏其顺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于己则怒，怒则罚之。罚之者，非罚其罪也，罚其逆己而已耳。如是则赏罚出于喜怒，喜怒出于逆顺，可谓之公而无私乎？赏罚徇私，其何以砺世磨钝，大有为于天下乎？圣人无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顺，忘逆顺故忘喜怒。故赏一善而天下之为善者劝，知其非私善也；罚一恶而天下之为恶者沮，亦知其非私恶也。一赏一罚，归之至公，而我无容心焉，人其不心悦而诚服者乎？陛下所以号令天下，使人知所趋、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赏罚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岂发于目之所遇与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横肆凶暴，侵犯王室，臣愿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赏有罚，惟平惟一。至于应酬万几，进退取予之际，断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

臣闻人君职在论相。昔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皋陶赞舜去四凶，而后九德咸事，庶绩其凝；伊尹赞汤革夏，而后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不仁者远，不能播其恶于众，始能使众贤和于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弥缝燮理，镇抚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傅说而商中兴，宪宗得裴度而唐中兴。臣愿陛下于稠人广众中，不以亲疏，不以远近，不以梦，不以卜，虚心考验，参以国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应变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厉众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节俭正直，小大之臣，咸怀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务，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远邪佞，与大臣言钦而信，毋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毋使不肖者与焉，用贤勿贰，去邪弗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兹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闻李绛见宪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谏官多朋党，论奏不实，皆陷谤讪，欲摘其尤者，如何」？绛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荧误上心。自古纳谏昌，拒谏亡。夫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昼夜思度，如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故上达者才十二。何哉？干不测之祸，顾身无利，虽开纳奖励，尚恐不至，若谴诃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卿之言，我不知谏之益」。且人君深居严密，又以旒纩蔽其聪明，所以见天下之是非，闻天下之情伪者，盖用谏官代为耳目，俾奸邪谗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见其善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尝赏孙伏伽、苏世长以激谏臣。恭惟陛下，声色货利，弗迩弗殖，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固无可谏者。至于臣下，怀奸藏慝，嫉贤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当使耳目之臣广其闻见，沥心弹纠，毋有所隐，以绝后艰。

臣闻天下之事，为于可为之时则成，为于不可为之时则败，成败之机，间不容穟。是以古人有时哉不可失之语。恭惟陛下，继离之照，法乾之刚，故见几而作，炳果断而罔后艰，成败之几，不出昭回之鉴，臣复何言。臣诚心祗思徇国，久荷眷遇，臣非木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见事有当行，请之必力，言既拙直，势甚孤危。愿陛下察臣之衷，力赐保祐，使全骸骨，以尽馀年。臣之悃诚，言不尽意。

臣闻，忠于治世易，忠于乱世难。上有至诚肯听之君，则下有直节敢言之臣。昔唐太宗即位，孙伏伽谏元律师不当死，太宗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言赏太厚，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是以赏之」。所以贞观之治高视近古也。陛下即位，广开言路，言有可采，陛下亟加旌赏。在常人之情，则有矜色，由古君臣之道观之，未足为过也。然忠臣谊士有忧国之心而不爱其身者，亦何待上之爵赏而后言哉？臣愚伏见废后已降册复立为元祐皇后矣，臣知陛下圣德仁孝，仰以奉两宫之慈意，俯以昭万姓之欢心，典册一传，海宇胥庆。臣窃惟《诗》载《关雎》为首，而以后妃为称，王化之基始焉，治乱之本系焉。今二后并立，名分未正，此臣所未喻也。臣窃闻元符皇后始以嬖幸列于妃嫔，以生皇子，上欺先帝，遂加册命，母仪万邦，使其襁褓尚存，冒正东宫之位，陛下今日焉得为宗庙社稷之主乎？陛下顾念先帝建立，不欲彰既往之咎，则元祐皇后已正中宫之位，元符皇后自当退处嫔妃之列，于事为顺，若后匹嫡，以顺则逆，民无则焉。夫《礼》有小君君母，明其正，得以称君也。舜取尧之二女，而二女皆帝舜之后也，从舜南巡不反，湘人立祠曰湘君、湘夫人，盖因古制也。《离骚》、《九歌》曰湘君、湘夫人，世人惑焉。韩愈辩之曰：「尧之长女名娥皇，为正妃，故称君；女英非其正也，故称夫人」。此古人所以正名分于万世而不可易也，方今制作之盛，超越前代，而礼典之作固宜上法尧舜，不可循后世衰乱之风，于以昭先帝之宠光，于以垂训于后世，此臣所以不避斧钺之诛而言也。